摘要：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传统以行政村、乡镇为基本单元的治理与发展模式日益暴露 出要素配置碎片化、产业能级不足与治理成本偏高等结构性约束。如何突破刚性行政边界，实现从“行政 村尺度”向“片区功能尺度”的治理转型，成为深化“千万工程”经验的关键命题。本文立足乡村地域系统 演化与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系统剖析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研究发现，片区化实质上是乡村 治理单元在功能逻辑驱动下的尺度重构，其核心在于推动资源配置从科层行政主导转向空间功能耦合。 通过跨村资源整合与组团化运营，片区化能够有效弥合碎片化行政权属与规模化现代生产间的制度缝 隙，实现治理成本集约化与产业能级跃升。在此基础上，文章从界定片区空间、强化主导产业、优化剩余 分配及防范精英捕获等方面构建实现路径，并强调需优化行政力量对市场规律的作用方式，在明确适用 边界的基础上探索分类推进的差异化片区化模式。研究为推动乡村振兴由局部突破向系统跃升提供了 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片区化发展；空间布局；治理单元；运营逻辑

一、引言

乡村全面振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支撑，其阶段性任务正经历从规模性脱贫攻坚向系统性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城乡深度融合迈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 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从学术视阈审视，这一转型本质上是乡村地域系统在功能拓展与空间重组压力下的治理单元调适。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传统的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的 “单兵作战” 村级发展模式在应对要素高度流动性与现代产业规模经济诉求时，日益凸显出严重的治理瓶颈。这种现实困境催生了对乡村发展区域组织形式的深刻反思，即如何通过突破传统行政边界的刚性约束，实现资源在更大时空尺度上的优化配置。

从乡村发展的历史演进视野观察，我国农村基层工作长期依托行政单元开展，传统的行政区划 (乡镇与行政村) 在特定历史时期表现出极强的组织动员力与管控效率，但在资源要素高度流转的市场语境下，这种治理逻辑与现代产业的集约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尺度和单元错位。单一村域甚至乡镇资源禀赋密度偏低、要素品类结构单一，往往难以承载现代农业产业链的闭环式构建与运转，此类 “小微单元” 在对接大市场过程中凸显的发展脆弱性，本质上折射出要素双向流动受阻的制度性梗阻，而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核心难点，恰恰在于破除碎片化行政体制对要素集聚整合的制约。基于此，乡村振兴亟待实现发展范式的根本性转换，即从单纯依靠行政体系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框架下以产业发展逻辑为核心的发展新阶段。核心指向在于对乡村地域系统的结构性重构，当单体村庄的资源承载力跨越阈值时，若仍维持村庄的封闭运行，在公共服务供给与产业组织层面将难以实现低成本治理，而当要素跨区域流动成为常态，乡村振兴需要经历从 “单村逻辑” 迈向 “片区逻辑” 的路径重塑，通过空间维度的统筹，使原本原子化的乡村节点得以在更高层级上实现功能耦合。虽然部分地方政府如江苏省泰州市正式出台《关于片区化全要素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要求强化片区化全要素统筹推进的理念，但关于片区化如何通过尺度上移来优化治理效能的内在机理仍有待深入挖掘。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理论与空间治理逻辑，试图探讨一个核心命题：在乡村地域系统转型进程中，治理尺度和单元如何实现从科层化的 “行政边界” 向功能化的 “片区逻辑” 跃迁？其背后的生成动因及实践路径为何？研究旨在为深化 “千万工程” 经验、推动乡村振兴由局部突破向系统性跃升提供学理支撑。

二、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内涵与必要性

(一) 片区化概念的科学内涵

为了科学把握这一推进路径，必须科学界定 “片区化” 概念的核心范畴。乡村片区化发展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新型乡村发展范式，其以空间连片的地理单元为基础载体，以地理范畴内多元主体间的内在经济社会联系为核心纽带，在不调整行政区划的前提下，基于产业关联与要素自由流动的现实需求，是对乡村空间统筹单元进行的系统性重构。从核心内涵来看，片区化发展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以县、乡、村单一行政单元为边界的碎片化发展桎梏，实现了乡村发展思维与发展方式的双重系统性转型，其摒弃了传统乡村发展中 “小而全”“齐步走” 的平均主义路径依赖，遵循比较优势与梯度推进的发展逻辑，优先推动具备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发展潜力的片区先行探索，以强带弱、由强及弱推动片区内多元主体形成功能互补、优势叠加的结构性协同格局，可适配差异化资源禀赋下的多元发展模式。乡村片区化的生成与演进具有深刻的现实必然性，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兼顾农业产业与公共服务规模效应和空间可及化的客观需求，也包含了跨村域整合的制度创新，是乡村发展领域 “空间重组” 与 “机制再造” 的深度耦合，不仅显著提升了乡村产业在市场博弈中的议价能力，更通过现代经营组织的嵌入，克服了小农户在规模扩张上的先天不足，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搭建了稳定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