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人类对自然的心理反应表现为人体的生物变化，正如最优唤醒理论、毒物兴奋效应理论和突变定律所建议的。研究使用几个生物指标检查了自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包括唾液皮质醇（心理压力状态指标）、炎症细胞因子（抑郁指标）和血糖（抑郁和恐惧指标）。一些研究已经在人体系统或受体水平识别了绿化的影响。研究注意到绿化对与注意力恢复和压力减少相关的不同脑区的影响。在森林中行走被发现与改善自然杀伤细胞和抗癌蛋白活性相关，这表明压力缓解和免疫系统功能增强。许多研究表明，与绿化的视觉接触可以引起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自主神经系统的积极反应。这些研究表明各种暴露-反应模式，但并非都寻求描述剂量-反应效应的模式。观察性研究可以捕获关联，但需要特定的研究设计来捕获边际效应的变化。

第三，研究表明与接触自然相关存在剂量不足和过量问题，就像在心理学、生物学、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识别的那些。在这些领域，研究发现表明人类寻求平衡状态来帮助他们生存和繁荣。也就是说，人类更喜欢适度而非极低或极高剂量的环境刺激来获得最佳效益。研究者认识到人类只有在考虑刺激剂量时才能判断刺激是否有益。剂量也影响人们对环境特征的反应。例如，贫瘠的地方可能引起负面心理反应，如迷失方向、焦虑或压力，而树冠茂密的地方也可能引起类似的负面感受。这些原因结合起来促使寻找支配绿色景观剂量-反应动态的一般理论和模式。

 1.4 研究问题    

眼平和俯视绿化所有点的散点图都显示倒U型模式，GAM模型绘制的实际关系支持这一假设（图2 a-b和A-B）。为了选择最佳拟合模型，我们比较了三个曲线模型，发现倒U型模式具有更低的AIC和BIC值、更低的p值和更高的调整R²值（图2 c-e）。对于倒U型模式曲线模型，眼平绿化的调整R²高于俯视绿化。

利用识别出的二次方程，我们计算了两种绿化类型的阈值剂量（图3）。对于视线水平绿化，最佳效果剂量为53.1%，高效益效果剂量（正效应前5%）为46.2%至59.5%，无不良效果剂量为25.3%至80.2%。对于俯视绿化，最佳效果剂量为51.2%，高效益效果剂量为43.1%至59.2%，无不良效果剂量为21.1%-81.7%。最佳效果指正效应的峰值，高效益效果指与正效应前5%相关的绿化范围。无不良效果指与大于零效应相关的绿化范围。低于或高于无不良效果剂量的剂量与负效应相关（效应<0）。

我们发现二次模式（倒U型曲线）最好地总结了绿化剂量与心理健康反应之间的关系，这可能通过关于不同心理生理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某种组合来解释。

多项研究报告了描述绿化剂量与心理生理压力之间关系的倒U型曲线。这些研究经常使用进化心理学来解释这种关系。绿色景观水平较低的贫瘠空间可能使人类感到压力，因为它们提供较少的自然资源获取途径，因此不支持人类生存。其他研究支持了这一理论。另一方面，较高密度的绿化可能并不总是导致较低水平的压力和负面情绪。研究表明，高密度绿化可能具有较少的自然光线和更多的视觉障碍，导致人们感到压力、焦虑，并担心迷路或遭到伏击。因此，适度水平的绿化可能最有利于减少压力和其他负面情绪。在其他关于绿化与心理压力和情绪的研究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解释。

从注意力、注意力疲劳和认知功能的角度来看，多项研究报告了绿化与注意力能力和认知表现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为了解释这种关系，众多研究认为，没有或低剂量绿化的贫瘠空间消耗而非恢复人们的定向注意力，这可能导致疲劳和低认知表现。同样，高剂量绿化也可能消耗定向注意力，导致心理疲劳和认知表现不佳。一些研究表明，高剂量绿化通常具有更高水平的复杂性，这增加了人们的认知负荷，需要更大的心理努力来感知、处理和响应景观。适度剂量的绿化导致最佳认知功能，因为它提供了更高程度的可感知性，并且比高剂量绿化的景观包含更少的干扰因素。两项研究认为，过高剂量的绿化更可能对注意力和认知表现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些景观在视觉上更难理解，或者因为它们有隐蔽或混乱的视野。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研究表明，绿化剂量过高的景观更可能有强烈和多样的自然声音，这可能造成过多的分心和刺激，进一步消耗定向注意力和认知表现。总之，适度剂量的绿化在恢复定向注意力、减少心理疲劳和促进认知表现方面可能比过低或过高剂量的绿化更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