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四中全会提出“片区化乡村振兴”以来，各地都出台了不少以“片区”或者“组团”实施乡村振兴的政策。如何才能够推出契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情境的组团发展政策呢？为此，我们对片区化乡村振兴发源地、先行探索者浙江省的调查和思考，推出这篇小材料，一方面，考察浙江省片区化乡村振兴的新特点、新趋势；另一方面，尝试总结基于浙江省发展阶段和地方情境的片区化乡村振兴经验，供各地出台政策时参考借鉴。

浙江是我国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重要发源地和先行探索地。2018年，天台县在总结后岸村带动周边村发展的基础上，率先提出片区化组团思路；此后，片区组团连续纳入浙江深化“千万工程”的制度部署。2025年以来，浙江分三批启动320个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建设，辐射带动5364个周边村；2026年又发布首批94个省级重点村及片区资源需求清单。      

经过多年探索，浙江片区化乡村振兴已经呈现三个新特点：片区成为新的发展单元，功能协同成为组团核心，多元共营成为运行机制；同时形成三个新趋势：由地方试验走向省级制度化，由邻村连片走向跨域组网，由项目建设走向长效运营。其可供全国借鉴的经验在于：依据功能联系科学划片，依靠组织载体和经营载体共同成团，通过稳定的利益联结实现片区共兴。

一、浙江片区化乡村振兴的三个新特点     

（一）片区成为新的发展单元      

浙江片区组团首先改变了乡村振兴的实施尺度。过去，规划、项目、产业和公共服务主要以行政村为单元，单村容易受到空间小、资源散、人才少和市场承载能力弱等限制。浙江没有通过撤村并村改变行政建制和集体产权，而是在行政村之上建立片区发展平台。淳安下姜村联合周边25个村成立“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形成“联合体＋理事会＋强村富民公司”的组织架构，统一推进片区规划、产业、项目和品牌建设；2024年，25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3459.86万元，经营性收入达到1972.46万元。安吉则从4.86平方公里的“小余村”拓展到联动1镇2乡24个村、覆盖245平方公里的“大余村”，将生态品牌、青年创业和旅游度假放到更大区域统筹。富阳“一路四镇”、江山“一核十村”、余姚“大横坎头”等探索，也分别沿产业带、文旅带和红色文化带重新组织村庄发展。       

片区并不是新增一级行政区，而是对行政村发展功能的补充。行政村仍然承担基层治理、集体产权管理和村民自治职能，片区则统筹单村难以完成的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市场运营。浙江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中，60%的行政村已经实现基础设施互联共通，96%的片区建成“20分钟便民服务生活圈”；奉化大滕头片区将9个村的养老服务集中配置，仙居淡竹、缙云仙都等片区也在探索公共服务联建联享。浙江由此逐步形成了“治理在村、发展在片、服务成网”的乡村振兴新格局。     

（二）功能协同成为组团核心      

浙江片区组团不是把多个村庄简单放在一起，而是根据资源禀赋和产业条件重新安排各村功能。天台大塔后片区围绕艾草产业，带动周边8个村实行“一村一定位”，分别发展艾草种植、加工销售、精品民宿、果园采摘和文化体验，形成种植、加工、旅游、康养相互衔接的产业链，2024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亿元，片区接待游客138万人次。奉化大滕头片区则由滕头村牵头成立强村公司，将水蜜桃研究、智能分拣、加工孵化、市场营销和文旅消费布局到周边9个村，2025年水蜜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亿元，除滕头村外，其他村村均经营性收入两年间增长38.4%。      

这种功能协同已经覆盖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生态保护和乡村服务等多种类型。诸暨山下湖以珍珠养殖、加工、设计和销售串联村庄；临海“江南·溪望谷”把古村保护转化为片区文旅经营；磐安大乌石由3个核心村带动周边8个村分别发展民宿、茶叶、渔业和舞龙文化；松阳古今交融片区以陈家铺村吸引流量，再沿交通线布局民宿、艺术和文创业态；永康舜芋、柯桥兰花、临海西瓜等片区也在以一项特色产业连接不同村庄。浙江片区组团因此由过去的“村村找项目”，转向“片区定主导、重点村搭平台、周边村找位置”，把村际同质竞争转化为产业链和服务网中的分工协作。      

（三）多元共营成为运行机制      

浙江片区组团同时改变了乡村振兴的主体结构。跨村发展既需要解决公共事务协调，又需要解决资源经营和市场开发，仅靠乡镇政府或者村干部难以同时完成。义乌大李祖片区以李祖村为核心组建“1＋8”共富联盟，形成“村集体＋强村公司＋农创客＋运营公司”的运作模式，谋划81个强村富民项目，吸引500多名农创客返乡入乡，2024年李祖村集体收入达到463.99万元，带动周边8个村实现收入1983.4万元。萧山“谢径安”片区则由传化集团联合谢家、径游、安山三村成立乡村运营公司，统一经营集体资产，发展考察培训、农旅体验和乡村研学，形成“政、企、村、农”共同参与的企村联营模式。      

从全省看，片区运行正在形成两类相互配合的载体：片区联合党委、党组织联席会议和理事会负责规划统筹、项目协调和公共事务；强村公司、企村联营公司和专业运营团队负责资产盘活、产品开发和品牌营销。金东八仙积道由国企开发建设、村集体股份入股、专业公司招商运营；长兴八都岕5个村共同成立文旅公司，对古银杏资源实行统一经营；北仑大灵峰联动工业社区、产业园区和4个行政村，面向全国招募片区总运营官。党建统筹、政府搭台、市场运营、集体参与和农民受益，正在成为浙江片区组团较为稳定的运行结构。

二、浙江片区化乡村振兴的三个新趋势      

（一）由地方试验走向省级制度化      

浙江片区组团起步于基层探索。天台县2018年率先提出片区化组团思路，此后，大下姜、大余村、大李祖、大塔后等地分别形成名村带动、跨乡联动、青年创业和产业链协作等做法。浙江没有把某一个典型作为全省统一模板，而是在基层实践基础上提炼出名村带动、农创客推动、产业链联动、平台驱动、国企开发、村企合作、强村公司联营和古村落连片保护等多种模式，使山区、海岛、平原、城郊和传统产业地区都能找到适合自身条件的组团方式。      

当前，地方经验正在转化为完整的省级制度。2025年出台的指导意见明确“重点村＋周边村”的基本结构，提出组织共建、规划共绘、产业共富、运营共赢、设施共通、环境共美、服务共享，并明确不打乱行政区划、不改变集体资产所有权、防止“拉郎配”和行政加层级。浙江还建立党建引领、经济发展、设施服务等5个方面12项指标，由农业农村、组织、发展改革等部门联审确定重点村；2026年发布94个重点村时，又同步公布片区资源位置、产权归属、开发方向和运营需求。片区组团正在由“典型村自己探索”，走向有遴选标准、有资源清单、有专项政策、有运营规则和有绩效评价的制度化推进。      

（二）由邻村连片走向跨域组网      

浙江片区早期多由地理相邻的村庄组成，现在组团边界越来越多地由产业联系、交通轴线、生态空间和公共服务半径决定。富阳“一路合拍”片区把上官、常绿、龙门、环山四个乡镇连接起来，形成“上官有产业、环山有空间、龙门有流量、常绿有工坊”的功能分工。上官生产的羽毛球拍占全球市场较大份额，但产业空间不足；组团后，环山承接产业扩容，龙门发展球拍展示和文旅体验，常绿承接共富工坊和来料加工。四地不是因为行政关系而组合，而是因为一条产业链需要不同空间和功能共同支撑。      

片区联系还在从农村内部延伸到城乡和工农之间。北仑大灵峰以灵峰工业社区为纽带，联动3个工业社区、4个行政村和六百亿级产业集群，将8.7万名产业工人的消费需求与乡村农产品、餐饮、露营和民宿供给相连接。大余村跨越1镇2乡，江山“一核十村”沿文旅带组织村庄，嘉善探索县域边界片区，开化、松阳等地则把重点村组团嵌入县城、中心镇和发展轴。浙江片区化乡村振兴正在由相邻村庄的空间联合，走向重点村、周边村、中心镇、产业平台和县域发展轴相互连接的功能网络。     

（三）由项目建设走向长效运营      

浙江片区组团的工作重点正在从“建成什么”转向“谁来经营、如何持续”。余姚梁弄镇在大横坎头片区引入8人“乡村CEO”团队，不再满足于游客参观红色旧址，而是增加沉浸式演出、农产品消费和就业场景；同时上线“四明山农文旅畅游通”，将商户、路线、产品和片区景点接入同一平台，累计销售额达到160万元。临安面向市场招募运营团队，并出台多村运营导则、考核奖励和退出机制；北仑大灵峰则拿出3年200万元运营资金和16条扶持政策，招募能够统筹资源、招引业态、策划活动和运营品牌的总运营官。      

运营深化还表现为资源进入市场的方式更加清晰。2026年浙江发布片区资源需求清单，逐一列明资源位置、面积、现状、产权归属和拟开发方向；奉化海韵渔歌片区将6.8公里海岸线、闲置古宅和水库等资源整体推向市场，宁波“村土寸金”平台把乡居院落、自然营地、生态农场等分类上线。目前，浙江90%的片区已经开展乡村运营，96%的片区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片区发展的评价标准也正在由投资额、项目数和建设进度，转向资产盘活、经营收益、就业带动和利益共享。

三、浙江片区化乡村振兴的三条新经验      

（一）以功能关系科学划片，形成“相邻相联”的组团基础      

不把行政相邻简单等同于发展关联。真正有效的片区，都有一条能够连接村庄的功能主线：大塔后依靠艾草产业链，富阳四镇依靠球拍产业链，大灵峰依靠工业生产与乡村消费的互补，大乌石依靠民宿、茶叶、渔业和文化体验的组合。省级制度虽然强调地理相邻、禀赋相近和产业相似，但实践中更重视各村是否能够进入同一产业链、服务圈或者生态文化带。片区化不是先把村庄圈在一起再寻找项目，而是先确定片区主导功能，再判断哪些村庄能够参与分工。     

（二）以组织和经营载体双轮驱动，形成“有片有团”的运行机制      

将公共协调和市场经营分开解决。片区不是正式行政层级，如果没有稳定载体，容易停留在规划联合和项目拼盘。大下姜以联合体党委、理事会协调25个村，以强村富民公司承接经营；“谢径安”通过联合党委统筹公共事务，通过乡村运营公司管理三村资产；八都岕5村共同成立文旅公司，并聘请专业经理人运营。片区党委、联席会议和理事会主要解决“一起议”，强村公司、运营公司和职业经理人主要解决“一起干”。组织统合保证片区不散，市场运营保证项目不空，两类载体共同构成片区长期运行的基本支撑。      

（三）以稳定利益联结共享收益，形成“重点带周边”的共兴格局       

把利益联结放在组团之初，而不是项目建成之后再行分配。仙居环神仙居片区成立“政、村、企”三方合作公司，村集体通过股份分红、租金保底和收益分账获得回报，村民由房东、雇员转变为项目股东；衢州柯城灵鹫康养片区实行“三次分配”，村民务工得薪金，村集体以土地和资金入股得股金，再从利润中提取共富基金帮扶低收入群体。大李祖、八仙积道、八都岕等片区也分别采用资源入股、村企联营、租金收益和共同分红等方式，让周边村庄和农民进入片区收益链。重点村只有把品牌、流量、技术和市场转化为周边村的发展机会，才能由“一村强”真正走向“一片兴”。       

总体看，浙江片区组团并不是把若干村庄简单做大，也不是在乡镇和行政村之间增加一级管理，而是对乡村振兴实施机制的一次重新组织：以片区扩大乡村发展的有效规模，以功能分工改变村庄同质竞争，以双重载体连接行政协调与市场经营，以利益共享把重点村优势转化为周边村机会。      

对全国其他地区而言，真正值得学习的不是“大下姜”“大余村”或者“大塔后”的具体外形，而是三条基本规律：根据功能联系科学划片，依靠稳定载体真正成团，通过利益联结实现共兴。只有同时回答好“为什么组、靠什么组、为谁而组”，片区化才能从形式上的多村联合，转化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型实施方式。

注：本文的案例和数据来源于团队在浙江各地的调查，其中，部分数据来源于地方总结材料或者地方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