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常态化精准帮扶与乡村振兴的整体目标衔接，不能理解为把原有的帮扶举措替换为乡村振兴政策，也不能理解为简单以乡村振兴政策递补、接续帮扶政策的退出。”芦千文认为，帮扶举措强调弥补内生发展的禀赋缺陷或劣势，乡村振兴强调内生发展的潜力激发，二者的政策指向明显不同，简单的衔接容易出现帮扶强度断崖式下降与发展能力滞后性提升的矛盾，造成返贫致贫风险。实现常态化精准帮扶与乡村振兴的整体目标衔接，要注重政策集成、综合施策、衔接互补、分类有序，为帮扶区域和对象提供兜底性、渐进式、差异化迈向乡村振兴的支撑保障。

芦千文表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既强调“强化开发式帮扶，增强内生动力，发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推动帮扶政策协同集成”，也明确“优化产业帮扶方式，分类推进现有产业巩固、升级、盘活、调整，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帮扶产业”。

王玉斌认为：“要实现常态化精准帮扶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衔接，必须将其纳入乡村振兴整体加以统筹，以帮扶稳底线、强内生、补短板，为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筑牢基础，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统一 。”

促进增收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是否鼓起来。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促进农民增收摆在重要位置，提出了一揽子增收措施，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一是稳定农民务农种粮收益；二是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三是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四是盘活用好农村闲置资源资产。

王玉斌认为，当前制约农民增收的瓶颈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小规模经营效率不高，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二是农民工务工稳定性不足，劳动力技能水平偏低，就业质量不高；三是要素流动不畅，财产性收入少，抗风险能力弱。

“农民稳定增收的挑战在于‘稳定’，即保持农民增收速度的稳定。”芦千文告诉记者，当前，农民尤其是农民工年龄结构、流动方式、就业形态正处于深化变化状态，给农民稳定增收带来挑战。如加速老龄化和城乡“两栖”分化，将形成农民增收的结构性降速压力，而年龄结构分层叠加就业形态分化推动农民增收动能转换。

芦千文进一步表示，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关键在于顺应农民增收动能转换节奏，培育壮大吸纳农民创业就业的富民产业，针对性出台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和权益保障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做好老弱农民、留守妇女等灵活就业群体和现代农业、乡村产业领域农民创业就业的增收保障工作。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此作出明确部署，如“统筹做好外出务工服务保障和返乡就业创业扶持，加强大龄农民工关爱帮扶”；“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完善公平分享产业发展收益机制，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