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这就需要顺应乡村人口发展趋势，针对乡村振兴面临的一系列新挑战精准施策，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扎实推进以人为本的乡村全面振兴。

01乡村全面振兴要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

近代以来，各国城乡二元经济一体化融合发展的突出特征是乡村人口从农村和农业持续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这一进程有两个拐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的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农业边际产出达到或超过非农产业边际产出、城乡二元经济实现一体化发展后城乡人口迁移基本结束的第二拐点。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人口发展大致符合各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演变规律，但人口迁移的速度和规模明显高于一般国家。

从城乡人口迁移看，大量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生活工作，特别是1994年以后，乡村人口净流出规模迅速扩大，净迁移率（净流出人口占乡村人口的比率）不断提高，2015年达到刘易斯第一拐点后迁移规模和净迁移率同步下降。分析表明，乡村人口净迁移率与非农产业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比率高度相关，即非农产业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对差距的扩大（缩小）是决定乡村人口净迁移率提高（下降）的关键因素。基于非农产业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比率的内在趋势，未来我国乡村人口净流出规模和净迁移率将保持持续下降状态。

在乡村人口持续流出的影响下，我国乡村常住人口规模在1995年达到85947万人的峰值后趋于下降，到2024年已缩减到46478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也从1995年的29.04%大幅度提高到2024年的67%。由于早期乡村人口净流出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14岁以下年轻人口和60岁以上老年人口存在明显的从城镇流向乡村的逆流现象，2015年以后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的逆流规模才快速缩减，并逐步转变为从乡村向城镇的净流出，我国乡村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进程明显快于城镇。我们运用人口结构模型模拟预测的结果显示，在城乡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乡村人口迁移率保持其内在发展趋势情况下，未来我国人口发展仍将保持规模持续缩减和结构少子化老龄化趋势。

02高度重视乡村人口快速缩减和老龄化对乡村振兴带来的新挑战

乡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迁移是城乡二元经济一体化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持续的城乡人口迁移为城镇非农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和消费需求支持，乡村人口减少后人均资源拥有量的提升也成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农业经营收入提高的重要推动力。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对平缓的城乡人口迁移不同，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人口迁移的速度很快，过快的乡村人口流失在引致乡村人口快速空心化的同时，也对乡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冲击。

乡村人口快速空心化对乡村规划与建设带来重大挑战。快速的乡村人口流出导致我国乡村人口空心化日益严重。据统计，我国自然村数量大幅度缩减，每个自然村平均常住人口也显著下降。每年大量自然村的消亡意味着前期投资于这些自然村的基础设施闲置荒废，自然村人口持续流出也导致大量资源闲置，如村小学撤并后出现的大量校舍闲置、多个自然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后村委会办公用房的闲置、人口迁移后大量农村住宅长期闲置等。此外，乡村人口减少、居住日益分散，还意味着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将不断提高。未来，随着乡村人口的持续流出，乡村人口空心化及其伴随的一系列问题还会继续深化，乡村建设需要顺应乡村人口发展变化趋势，合理确定村庄建设重点和优先顺序，探索既能不断提升农村现代化生活水平，又能避免投资资源浪费的乡村建设新模式。

乡村劳动力规模缩减、年龄老化导致农业劳动力供给后继乏力。随着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流出，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规模缩减。在规模缩减的同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状况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农村从业人员中从事农业人员占比下降。随着乡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流出，未来，农村劳动力供给规模将持续下降，实际投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力规模还将不断收缩，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日益严重，农业劳动力老化问题已十分严峻。鉴于从事务农工作对年轻人吸引力很低，当前农业从业人员随着年龄提高逐步退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后，农业生产经营将会陷入后继无人的困境。

乡村人口老龄化及照护服务供给不足致使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土难离乡。随着乡村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快速扩大，未来，乡村老年人口规模还会持续扩大，老年人口及失能半失能人口规模也将快速扩大，意味着照护服务需求急剧扩大。由养老机构提供照护服务是做好老年照护服务的重要选择，但目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支持这一机构服务模式，除少数特困老人由地方财政负担支出费用、由机构进行集中供养外，大多数农村老人仍采用由子女或亲朋提供照护服务的居家养老模式，其结果就是大量农村劳动力为照顾家庭不得不留守农村，就近务工务农。兼业劳动力务工收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因兼职照护家庭和务农，务工工作稳定性较差，如何保障这部分劳动力在非农产业的稳定就业，是各地政府的重要工作。同时，农村兼业劳动力绝大部分属于经营耕地面积20亩以下的小农户，尽管这一部分耕地资源仅能为兼业劳动力家庭提供很少的收入，但因务工工作不稳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大部分家庭不愿放弃这一权益，其结果就是尽管乡村人口已大规模转移到城镇，但因大量兼业劳动力作为小农户不愿退出，农业经营的规模化进程迟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