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要素单向向城集聚”的体制机制障碍。城乡要素流动不畅，是乡村振兴面临的根本性制约，其核心症结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制度壁垒，导致土地、资金、人才等优质要素持续外流，农村“沉睡资源”难以激活。破解这一难题，必须树立“城乡融合、双向循环”的核心理念，打破“城市优先、农村从属”的传统逻辑，构建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着力深化土地 “三权分置”改革，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规则，健全收益分配机制，让集体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探索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盘活闲置宅基地资源，既为农业规模化经营腾出空间，也让进城落户农民的财产权益得到保障。着力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既要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建立乡村振兴产业投资基金，更要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落实税费减免政策，引导社会投资主体下乡，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着力构建“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生态，既要通过公务员招录倾斜、“三支一扶”等政策，吸引城市人才下乡；更要完善城乡社保衔接、职业发展保障等机制，解决人才下乡的后顾之忧，同时加强针对农民的技能培育，破解农村人力资源短缺的困境，让人才成为乡村振兴的“活水源头”。

统筹“硬件升级与软件赋能”，推进乡村建设与人居环境、公共服务、治理能力的协同提升。乡村振兴不仅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不仅要“建得好”，更要“管得好”，其逻辑核心是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硬件建设与软件提升”的协调发展。乡村建设要持续补齐农村道路、供水、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短板，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聚焦改厕、垃圾处理、污水治理等重点领域，破解人居环境整治盲区，打造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以县域为单元，推进医疗共同体、教育共同体建设，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缩小城乡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让农村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治理模式从“传统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型，以党建为引领，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健全村级议事协商机制，推进党务、村务、财务公开，激发村民自治的内生动力；加快治理数字化转型，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效率，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移风易俗，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习，培育文明乡风，实现“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的良性循环。

坚持分类施策与区域协同，破解“东中西部绝对差距仍存”的发展难题。乡村振兴不是“一刀切”的统一推进，而是要立足村庄分化与区域差异，实现“精准施策、协同发展”，其逻辑核心是“尊重差异、因地制宜、优势互补”。要根据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四类村庄的不同特点，优化村庄布局，集聚提升类村庄聚焦产业升级与功能完善，城郊融合类村庄聚焦城乡要素融合与业态创新，特色保护类村庄聚焦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搬迁撤并类村庄聚焦有序安置与后续发展，让不同类型村庄都能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强化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边远山区的政策倾斜与资源支持，推动区域协作模式转型升级，通过产业转移、人才交流、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东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与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劳动力优势相结合，打造区域协同发展的共同体，逐步缩小东中西部乡村发展差距，实现“全国一盘棋”的乡村振兴格局。

构建协同高效的政策体系与工作机制，提升政策与投入效能。要健全政策协同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建立乡村振兴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清理碎片化政策，制定分区域、分类型的政策清单，让政策更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形成政策合力。要完善多元投入机制，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强化资金使用监管，避免“重投入、轻产出”“重建设、轻运营”的问题；进一步激发社会投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推行PPP模式，拓宽融资渠道，让资金投入真正发挥实效。要健全考核评估与监督保障机制，建立“底线指标+发展指标+满意度指标”的综合考核体系，实行差异化考核，将考核结果与资金分配、干部任免挂钩；运用卫星遥感、大数据等技术开展精准监督，畅通农民群众监督渠道，确保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科学、有效应对好“十五五”时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挑战，不仅是贯彻落实2026年全国两会精神、编制好“十五五”时期“三农”领域发展规划、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也是破解乡村发展困局的必然选择，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只有让乡村真正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城乡协调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才能更加有力加快推进，国家发展根基才能进一步夯实，最终全面实现让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

来源：（《中国乡村振兴》杂志2026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