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乡村经营虽然涉及领域广泛，但其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从经营对象看，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农文旅融合，最终都指向乡村地域系统内多元资源的市场化激活。从经营主体看，无论是村集体主导还是专业团队运营，都遵循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障集体与农民权益的根本前提。正如现有研究所指出的，乡村运营的核心在于主体与乡村的结合，其绩效取决于资本、治理、产业等条件的协同适配。因此，本研究不聚焦于某一细分领域，而是通过对经营要素的系统拆解和机制路径的细化分析，力图揭示乡村经营作为整体性发展模式的共性逻辑。

2.案例说明

本研究选取的案例覆盖浙江湖州、浙江丽水、湖南长沙、江西赣州四地农村地区，通过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式，收集了关于乡村经营的各类案例材料。具体来看，四地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发展类型：湖州代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建设基础好，核心特征是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整村盘活闲置资产，实现乡村治理与乡村经营一体化发展；丽水代表生态优势突出地区，传统村落资源丰富，核心特征是依托丰富的传统村落与生态资源，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长沙代表省会城市近郊地区，城乡要素互动频繁，核心特征是依托城市近郊区位优势，聚焦城市居民休闲消费需求，实现农业农村与休闲服务业深度融合；赣州代表中西部脱贫地区，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核心特征是通过成立县级国有乡村振兴集团，整合县域内农村闲置资源资产，对接金融系统获得融资，培育特色产业，破解集体经济薄弱难题。

（二）“宏观基础—微观动因—实践机制”分析框架

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讨论乡村经营，既需要衔接宏观背景与微观动因，也需要明确乡村经营实践的发生逻辑，为理解乡村经营机制提供清晰的分析脉络。为此，本研究提出“宏观基础—微观动因—实践机制”的分析框架（图1），主要突出两方面的核心内容。

一方面，明晰乡村经营的发生逻辑。本研究以城乡融合发展为背景，从宏观基础和微观动因两个维度认识乡村经营的驱动力。其中，城乡结构转型、乡村战略转变、国家治理创新等宏观因素是乡村经营的基础条件，从制度、战略与治理层面为其提供支撑。资源资产的整合困境、产业发展的市场风险、集体经济的治理难题等微观因素是乡村经营的问题导向，直指乡村发展中的现实梗阻。这两个层面共同推动乡村经营从必要性转向实践性。这一发生逻辑立足城乡融合的时代背景，回应了乡村内生发展的现实需求。

另一方面，厘清乡村经营的实践机制。本研究以“资源整合—关系调适—差异经营—赋能集体”的路径，呈现乡村经营从资产唤醒到治理赋能的完整过程。其中，资源整合是唤醒乡村沉睡资产的基础工作，聚焦碎片化资源的规模化、高效化配置。关系调适是多元主体协同的互动过程，核心是协调政府（行政逻辑）、运营方（市场逻辑）、村集体（村社逻辑）的利益与权责。差异经营是面向市场的竞争策略，侧重将资源比较优势转化为差异化的市场价值。赋能集体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最终指向，落脚于集体增收与村民共享的双重目标。这四个环节并非线性递进，而是呈现双向互动特征。

二、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乡村经营的宏观基础与微观动因

乡村经营的兴起是宏观制度变迁与微观现实需求双向驱动的结果，是城乡融合发展阶段乡村发展问题与发展机遇交织下的必然选择。宏观层面，城乡关系的结构性转型、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完善，为乡村经营的开展奠定了制度环境、战略支撑与治理基础。微观层面，乡村发展面临的资源整合困境、产业市场风险与集体经济治理短板，成为推动乡村经营探索实践的现实动因与问题导向。

（一）乡村经营的宏观基础

当前乡村经营的实践探索，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乡村场域发生结构性重构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乡村功能定位的再认识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创新，共同构成了乡村经营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制度背景，为乡村经营提供了基础条件。

其一，城乡关系的结构性转型为乡村经营提供了宏观制度环境。乡村经营是城乡二元体制逐步消解、城乡融合格局不断深化过程中的制度成果，也是乡村建设积累到一定阶段后的发展必然。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构建了以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为支柱的城乡二元体制，农村在经济与社会层面成为支撑城市发展的资源“蓄水池”，形成以农补工的单向汲取机制。进入21世纪后，国家农村治理逻辑发生根本转变，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及至2006年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标志着传统汲取型关系的终结。农村税费改革通过减免农业税费与强化财政转移支付，推动基层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型，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由“汲取型”转为“服务型”。在此背景下，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城乡统筹”“城乡融合”政策体系逐步确立，国家通过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对乡村进行系统性反哺，所形成的资产积累、资源存量和持续改善的人居环境，为乡村经营奠定了制度基础与资源条件。若将前一阶段以硬件设施与公共服务投入为主的乡村建设视为“上半场”，那么当前以资源整合与价值激活为特征的乡村经营，则表明乡村建设进入“下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