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乡村发展战略的转变为乡村经营提供了制度动力。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与推进，乡村资源正经历系统性的价值重估。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意味着乡村发展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然而，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其中，城乡发展失衡的结构性困境亟待破解。这种城乡发展落差的另一面，恰恰蕴藏着乡村资源价值再发现与再挖掘的广阔空间。随着城乡互动不断增强，大城市、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功能分工日益清晰，乡村比较优势的发挥迎来历史性契机。社会结构的变迁催生了新的社会经济需求，乡村特有的生态与文化资源因其不可替代性而凸显出稀缺价值，并逐步转化为高附加值资产。有研究指出，农业正朝着社会化与生态化方向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在于激活那些在工业化时期因未能被合理定价而长期沉淀的生态资源。与此同时，城市居民对田园生活、健康食品与文化体验的消费需求持续升温，推动乡村功能从单一的生产导向，转向美丽乡村建设与都市消费导向并重的多元格局。在此背景下，乡村经营成为重构乡村资源价值、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实践路径。

其三，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赋予了乡村经营多重使命。乡村经营是新时期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在乡村场域实现再平衡的制度实践。其实质是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宏大目标下，重新界定并协同国家意志、市场逻辑与社会力量的作用边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角色从直接主导者转变为制度引导者，通过顶层设计与政策激励为乡村经营构建制度框架，指明发展方向，旨在保障乡村发展的公共性、公平性、可持续性，同时防范市场失灵可能引发的风险。市场机制则在乡村经营中承担资源配置与价值实现的核心功能，通过引入外部资本、技术与管理，提升乡村资源的经济效益与市场竞争力。乡村经营因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乡村层面的创新体现，实现了发展效率、社会公平、国家战略目标的多重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农文旅融合模式兴起的背景下，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文化与自然资源保存完好的乡村，可能展现出显著的“后发优势”。这些村庄因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其传统民居、农业景观、非遗技艺与自然生态系统得以完整存续，构成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消费中极具吸引力的资源禀赋。正如林毅夫和张鹏飞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所指出的，后发地区可通过借鉴先发地区的技术、制度与发展经验，降低创新成本与风险，实现比先发地区更快的增长。此类乡村通过引入成熟的农文旅运营理念、乡村业态设计与治理模式，有望将资源存量转化为发展动能，在城乡融合进程中迸发出新的增长潜力。相较于早期因过度开发导致生态与文化资源损耗的近郊村庄，这类乡村更有可能在发展中实现经济、生态与文化价值的协同提升，推动乡村经营走向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二）乡村经营的微观动因

乡村经营的兴起，不仅基于城乡关系转型与战略调整等宏观制度背景，更与当前乡村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现实困境紧密相连。这些困境制约了乡村资源价值的有效释放，构成推动乡村经营探索的深层现实动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资源资产存在系统性整合困境。农村虽拥有土地、林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等丰富资源，但在实践层面仍面临整合难题。尽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基本完成，为资源市场化流转提供了制度前提，但部分集体资产的权属关系与责任边界仍不够清晰。以土地为代表的资源长期处于分散化、碎片化状态，难以形成规模化和高效率的经营格局。此外，农村产权具有较强的社会嵌入性，在公共品供给不足的背景下，集体产权往往需承担民生保障功能，进一步增加了资源整合的制度张力。与此同时，资源资产市场化配置的配套体系尚不健全，资产评估、流转服务、金融支持等关键环节的系统性缺失，严重制约了资源价值实现。

其二，乡村产业面临结构性市场风险。传统乡村产业以种养业为主，普遍存在产业链条短、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易受自然与市场双重不确定性的冲击。农业生产对气候与病虫害等自然因素高度敏感，再加上农户市场信息获取能力有限，进一步放大了价格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农民在市场交易中议价能力普遍较弱，农产品多以初级形态进入流通环节，缺乏加工增值、品牌构建与营销赋能，导致附加值偏低，难以形成持续竞争优势。作为乡村经营重要主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普遍面临经营规模有限、市场范围狭窄、技术能力薄弱、运营经验不足等现实制约，整体市场竞争力亟待提升。如脱贫攻坚阶段形成的经营性扶贫资产，虽在初期发挥重要作用，但因运营能力欠缺，当前普遍面临经营亏损、合约履行困难、资产贬值等多重风险，其可持续运营与保值增值遭遇严峻挑战。

其三，集体经济存在治理效能短板。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乡村经营的关键组织载体，其发展深受治理能力不足的制约。一方面，乡村面临严重的人力资本流失问题，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懂经营、善管理的专业人才匮乏。伴随村级组织行政化趋势的强化，村干部往往身兼行政管理与集体经营双重职责，但其经营能力普遍不足，导致集体经济发展易流于被动执行，缺乏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另一方面，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机制尚不健全，利益联结关系模糊制约了村民参与积极性。收益分配的标准与范围缺乏明确规范，不仅影响分配公平，也弱化了集体行动的动员基础。在此背景下，亟须通过组织重构、社会动员与利益协调实现乡村社会再整合，以重建村落公共性，优化治理秩序与服务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