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四中全会提出“片区化乡村振兴”以来，各地都出台了不少以“片区”或者“组团”实施乡村振兴的政策。如何才能够推出契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情境的组团发展政策呢？为此，我们对片区化乡村振兴发源地、先行探索者浙江省的调查和思考，推出这篇小材料，一方面，考察浙江省片区化乡村振兴的新特点、新趋势；另一方面，尝试总结基于浙江省发展阶段和地方情境的片区化乡村振兴经验，供各地出台政策时参考借鉴。

浙江是我国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重要发源地和先行探索地。2018年，天台县在总结后岸村带动周边村发展的基础上，率先提出片区化组团思路；此后，片区组团连续纳入浙江深化“千万工程”的制度部署。2025年以来，浙江分三批启动320个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建设，辐射带动5364个周边村；2026年又发布首批94个省级重点村及片区资源需求清单。      

经过多年探索，浙江片区化乡村振兴已经呈现三个新特点：片区成为新的发展单元，功能协同成为组团核心，多元共营成为运行机制；同时形成三个新趋势：由地方试验走向省级制度化，由邻村连片走向跨域组网，由项目建设走向长效运营。其可供全国借鉴的经验在于：依据功能联系科学划片，依靠组织载体和经营载体共同成团，通过稳定的利益联结实现片区共兴。

一、浙江片区化乡村振兴的三个新特点     

（一）片区成为新的发展单元      

浙江片区组团首先改变了乡村振兴的实施尺度。过去，规划、项目、产业和公共服务主要以行政村为单元，单村容易受到空间小、资源散、人才少和市场承载能力弱等限制。浙江没有通过撤村并村改变行政建制和集体产权，而是在行政村之上建立片区发展平台。淳安下姜村联合周边25个村成立“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形成“联合体＋理事会＋强村富民公司”的组织架构，统一推进片区规划、产业、项目和品牌建设；2024年，25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3459.86万元，经营性收入达到1972.46万元。安吉则从4.86平方公里的“小余村”拓展到联动1镇2乡24个村、覆盖245平方公里的“大余村”，将生态品牌、青年创业和旅游度假放到更大区域统筹。富阳“一路四镇”、江山“一核十村”、余姚“大横坎头”等探索，也分别沿产业带、文旅带和红色文化带重新组织村庄发展。       

片区并不是新增一级行政区，而是对行政村发展功能的补充。行政村仍然承担基层治理、集体产权管理和村民自治职能，片区则统筹单村难以完成的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市场运营。浙江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中，60%的行政村已经实现基础设施互联共通，96%的片区建成“20分钟便民服务生活圈”；奉化大滕头片区将9个村的养老服务集中配置，仙居淡竹、缙云仙都等片区也在探索公共服务联建联享。浙江由此逐步形成了“治理在村、发展在片、服务成网”的乡村振兴新格局。     

（二）功能协同成为组团核心      

浙江片区组团不是把多个村庄简单放在一起，而是根据资源禀赋和产业条件重新安排各村功能。天台大塔后片区围绕艾草产业，带动周边8个村实行“一村一定位”，分别发展艾草种植、加工销售、精品民宿、果园采摘和文化体验，形成种植、加工、旅游、康养相互衔接的产业链，2024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亿元，片区接待游客138万人次。奉化大滕头片区则由滕头村牵头成立强村公司，将水蜜桃研究、智能分拣、加工孵化、市场营销和文旅消费布局到周边9个村，2025年水蜜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亿元，除滕头村外，其他村村均经营性收入两年间增长38.4%。      

这种功能协同已经覆盖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生态保护和乡村服务等多种类型。诸暨山下湖以珍珠养殖、加工、设计和销售串联村庄；临海“江南·溪望谷”把古村保护转化为片区文旅经营；磐安大乌石由3个核心村带动周边8个村分别发展民宿、茶叶、渔业和舞龙文化；松阳古今交融片区以陈家铺村吸引流量，再沿交通线布局民宿、艺术和文创业态；永康舜芋、柯桥兰花、临海西瓜等片区也在以一项特色产业连接不同村庄。浙江片区组团因此由过去的“村村找项目”，转向“片区定主导、重点村搭平台、周边村找位置”，把村际同质竞争转化为产业链和服务网中的分工协作。      

（三）多元共营成为运行机制      

浙江片区组团同时改变了乡村振兴的主体结构。跨村发展既需要解决公共事务协调，又需要解决资源经营和市场开发，仅靠乡镇政府或者村干部难以同时完成。义乌大李祖片区以李祖村为核心组建“1＋8”共富联盟，形成“村集体＋强村公司＋农创客＋运营公司”的运作模式，谋划81个强村富民项目，吸引500多名农创客返乡入乡，2024年李祖村集体收入达到463.99万元，带动周边8个村实现收入1983.4万元。萧山“谢径安”片区则由传化集团联合谢家、径游、安山三村成立乡村运营公司，统一经营集体资产，发展考察培训、农旅体验和乡村研学，形成“政、企、村、农”共同参与的企村联营模式。